jmu （三）关于正义 从19世纪到20世纪，民法对正义的追求经历了从形式正义到实质正义的转变。
对于后者，就属于案件事实的定性问题，这一问题比较复杂，因为对于案件进行定性的过程还包含着法律发现的过程，要求法官要在案件事实的定性和法律规范的选择之间来回穿梭，最后作出判决，本文探讨的范围主要基于后者。经验法则的或然性和不稳定性特点，要求法官在适用经验法则时，应允许当事人提供反证和进行反驳，保留并等待经验法则被推翻的可能。
[12]其实，由于何为案件事实不清没有法律上的具体判断标准，使得法官在认定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的自由裁量很大，常常运用自由心证来进行认定。法官不能因为有了证明责任制度，就可以放弃对要件事实的认定积极探索，动辄就动用证明责任下判。[14]其实，真伪不明须以主观证明责任的完成为前提，如一方或双方并未就其所应承担证明责任的要件事实进行充分举证，则法官裁判所依据的并非证明责任规范，而是举证不能所带来的败诉后果的承担。但是，司法实践中，对于事实真伪不明的案件，不同的法官有着不同的裁判规则，出现同案不同判现象，影响司法公信力与司法权威。当事人启动的诉讼程序不仅涉及到实体利益，还涉及到程序利益，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愿，由其选择何种利益。
[5]其实，在许多情况下，法院对案件事实的探知程度将受到人们对案件认识的有限性、事实探知的相对性与当事人的处分权等条件的制约[6]，因而，法院对案件事实的探知只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二）谨慎适用证明责任：以自由心证用尽为前提 证明责任的哲学基础是法官是人而不是全知万能的神，因而在面对真伪不明时，法官不得不用社会普遍认可的技术规范来实现不利后果的分配。备受关注的《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于2008年5月8日由国务院向社会公布后，2008年9月19日正式生效。
但是，国家保护义务是否适用于基本权利的整个谱系是有争论的。社会救助以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为基本内容，并根据实际情况实施专项救助、自然灾害救助、临时救助以及国家确定的其他救助。第69条规定：侵犯未成年人隐私，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三、法律依据 非国家行为体履行社会权保护义务具有法律上的依据，这些法律包括国际法、宪法、普通法律和司法判例。
这既是为什么社会权的实现尤其需要国家制定大量社会法的原因，也是为什么社会成为该权利责任主体的原因。这里有三层逻辑上的递进：一是国家保护义务本身的司法救济品格。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66条规定：在中小学校园周边设置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的，由主管部门予以关闭，依法给予行政处罚。经济部门的私营企业是帮助落实社会权的又一重要组织，借助于政府政策支持，私营企业在人力资源投资、提供就业机会、与企业技术开发有关的教育项目落实及劳动保障等方面可以缩小社会差距。这方面同样需要国家法律或者政策支持，如新加坡就通过了类似法律，将赡养与扶助老人的责任以法律方式赋予家庭承受。为此，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社会权国家中心责任延伸到国家之上与国家之下的同时，英国提出以福利社会代替福利国家的概念。
在该案中，实际的审查标的是行政机关的命令，宪法法院并未因为潜在法律不合宪而宣告该行政命令无效，而是课以立法者以一种与保护义务相一致的形式在特定时间内修法。如日本通过法律规定企业必须雇佣一定数量的残障人。这些国际条约主要规定的是跨国企业所承担的人权责任，包括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在已有的法律规定的前提下，行政机关须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细则的内容包括组织的创设、经费的筹措、实施的机构、责任、程序等。
自然，这一过程伴随着法院的能动与可能遭遇的违反权力分立的指责，因为通常认为形成法律和政策是政治机关的权力范围，法院的判断可能侵夺立法机关的权力。第二，在国际环境法方面，一些国际条约确认企业承担侵权损害责任方。
例如，公民的物质帮助权既可由《婚姻法》、《继承法》等法律明确家庭对老年人的赡养义务来完成，也可由国家制定《社会保障法》和《社会保险法》，通过明确企业和事业单位对年老、疾病、丧失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具体责任，实现物质帮助。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在随后的几年里，客观价值方法被作为基础服务于一系列强调国家保护义务效力的案件中。如此，法院可在解释中向立法或行政机关发布一个包含确切或者大致期限的指令，如果二机关在法院指令的期限内没有履行此义务，该指令还可赋予相对人再次提起诉讼的法律上的机会。宪法上的基本权利既被视为客观价值，社会基本权也不例外，不仅国家有责任保护它们，各种社会组织，包括第三部门、私人企业、家庭、教会、社区等，都有义务贯彻基本权。各国参与制定了一系列条约，把侵权责任直接施加在污染者身上。这既是社会基本权保护须制定社会立法的原因，也是社会参与社会权保护的根据，还是基本权利水平效力在制定法上的体现。我国宪法在规定社会基本权的同时明确了国家的保护义务。
它不仅禁止——自明的——国家对发育中的生命的直接侵犯，而且要求国家采取立场保护和促进生命，也就是说，重要的，它必须保护它（生命）抵制他人的非法侵犯。此外，德国宪法法院的宪法诉愿可以受理这类案件，在穷尽法律救济的附带形式的诉讼中，诉愿人可以直接对抗下级法院的判决。
国家保护义务和社会保护义务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第35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农村基层组织，应当组织和扶持农村残疾人从事种植业、养殖业、手工业和其他形式的生产劳动。
倘若某一规范只为国家指明目标，显然缺乏判断和审查标准，法院无从进行合宪或违宪判断。在一个行政机关授权允许私人建造一家原子能工厂的案件中，诉愿人指控这一许可及其潜在法律对工厂所在地周围居民的保护是不充分的。
比如，在德国被占领期间，美国法院针对德国企业家的所谓第二次纽伦堡审判，美国当局分别起诉了弗利克（Flick）、克劳赫（Krauch）、克虏伯（Krupp），这些德国大企业家被指控为侵犯和平罪、战争罪与侵犯人身尊严罪，这些犯罪都与纳粹暴行中的奴役与驱逐出境有关。由于学说传统上将宪法基本权作自由权与社会权二分，不同类型权利的国家保护义务形式有所不同，故而社会基本权的国家保护义务有其自身的特点，它不仅涉及传统公私法二分之外的另外一个法域即社会法，也还是一个如何看待宪法社会基本权的第三者效力问题。此外，家庭本身也可以直接承受某些社会福利性质方面的职责，以利于社会权的实现，进而减轻政府负担。这里需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在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行政机关制定实施细则和办法。
第一，促进福利是全社会的责任，而不仅仅是国家。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依照本法执行。
第四，某些人权公约也将非国家组织包括在内。达不到规定比例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履行保障残疾人就业义务。
一是国家以立法强制非国家行为体侵害社会基本权。在以国家公权力干预私人生活为表征的社会法中，贯彻基本权保护义务的主体是各种社会组织、企业、私人团体或者家庭。
在此，笔者的看法是，国家保护义务并非一概适用于自由权而排斥社会基本权，须区分对待。所谓法治的轨道，就是以法律的方式规范监督的主体、监督的范围、监督的形式、监督的后果等。我国宪法对非国家行为体的社会权保护义务体现在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中。《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2条第一款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享有能达到的最高的体质和心理健康标准。
【关键词】非国家行为体。福利概念的重新界定将社会权保障由国家转向了社会，扩展了提供保障的范围。
在论及私人企业能否作为人权侵害的责任承担者这一问题时，学者大卫·伯格曼列举了几点理由，其中之一就是国家的保护责任。最后，教会、私人慈善机构、社区。
那么，社会包括哪些主体呢？ 首先是公共机构。这一看法的理论根据是，承认宪法在某些方面留有空白，而空白填补的权限并非全部属于立法机关，法院在司法裁判过程亦有解释的能力。
